孟湄/文
他们认为书里让他们感兴趣的是历史，实际上他们被故事不知不觉地牵着走了。我本来可以放进很多历史，但是我要写的是故事.
—-亚当·威廉姆斯
亚当·威廉姆斯比我们约定的时间早到。让他等在前面我几乎有些尴尬，因为约会这个访谈他给我印象是硬挤出时间。虹影，他的妻子，告诉我他这阵子忙得不可开交。坐下来访谈，进入慢板。他一直微笑，说话声音轻，不紧不慢，中文用句用词把握得不止于道地，中间随手夹进一个字眼儿一个典故一个学问，或英或中，透着幽默，厚底子，绝对英伦味道。“写小说的时候，他说，那些东西从这个地方涌出来”，他一边说一边用手在脑后做了个手势。我很想看清他脑后面到底有什么，因为他小说故事的波澜起伏和对面他的斯文尔雅实在大有一拼。
亚当·威廉姆斯（Adam Williams）中文名字韦蔼德，小说家，商人，旅行探险家。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毕业，在香港台湾学修中文。现任有170年远东历史的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中国）有限公司首席代表。二十多年来在北京工作生活，为家族中第四代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人。此前曾在香港替人补习英文，做过水手，记者。已发表的小说有：以中国历史为背景的三部曲《天乐院》，《乾隆的骨头》和《龙之尾》，和《炼金术士之书》。他的书（除去中文）已经被译成世界上主要语言，15个国家的出版社购得翻译版权出版。
6月下旬我们在邮件里约好9月份做访谈，正好得空用夏天假期读了他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书都是好大部头（一开始我几乎怯步），我英文不麻利，特意在亚马逊网站买来法文版。不知道出色的法译文对原作风格有多大效力，但绝不妨碍说：故事好。一泻千里。在两部书穿越的时代洪荒里（从1908到1924年），小说曲折大起大落，人性显露惊涛拍岸。好几次书已经放下，自己还紧紧被扣在里面，独自面对人性与存在。
下面是在三里屯老书虫咖啡屋的访谈。文中M即采访人孟湄，A即被访人Adam。
M：看来您很忙，挤出时间不容易。
A：一年里9月份是最忙的一个月。过了夏天的假期，很多人过来开会，从英国、香港和世界很多地方来。实在是特别忙。
M：公司的事可以想象，怎么找到时间？我是想说怎么开始写小说？
A：我不是作家，就是自己想写，然后就去写了。第一本其实是给自己写。我跟朋友们开玩笑说我为什么写书？因为我周末不打高尔夫球，周末没有什么事情干，所以就去写。写第一本的时候是我每个周末都写，每天8-10 个小时，一共5年。也有的时候我们去非洲，好几个月一个字都没有写。
M：怎么选择了写历史小说？
A：其实我一直喜欢历史故事。我从六岁就喜欢读故事，并且我喜欢历史，我觉得最好的故事在历史里面，特别有意思。所以平常我看很多历史小说。上大学我读的是英国文学。当然小说和历史不是一回事。想写小说的念头发生在1997年夏天，在北京。有个晚上我和一个朋友一边喝酒聊天，一边看一部电视剧。喝着聊着看着，到了早上3点，两人都已经很醉。我们还在讨论：一本好的小说是什么样的？我们俩说一个drama一个故事，或是说一个小说写得好，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要走到道德的极限处，就是说走到道德限制的边缘。那个晚上我们两个人约定好，我们都要找到一个故事，写一本小说，它站在道德的极限处。（后来两个人都写出了小说，Adam告诉说）第二天我和朋友们去十三陵。因为头天晚上喝多了，我一点力气都没有。一起去的朋友们用3个小时从司马台走到十三陵，我一个人在后面用了7个小时。我没有力气，根本不是走，真正是在爬长城。爬的时候我一直想我要怎么写书。就在那个爬行的路上我的脑子里出现了一个景象：一个晚上，特别黑的夜，有一条长长的铁路，在铁路上有两个人在一辆人力轨道车上, 你知道就是那种非要两人一起上下板动才能行驶的车。远处看得见有房子着火，他们刚从那里逃出来。这两个人一个是理想主义者，一个是实用主义者，他们彼此恨得要死，同时也明白两人缺一不可，必须合作，因为要逃生。这样一个故事画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想，这个有意思呵。我的故事应该照这个来走。然后的问题是把它放在什么背景里好。我就想到了义和团。你知道我的祖先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是传教士，是个大夫，做医生（Adam的曾外祖父David Muir, 是爱丁堡的苏格兰医疗传教士，1890 年代来到中国北方，曾在沈阳大学医院担任外科主任，因治疗霍乱和瘟疫有功而获颁满清皇帝的金龙勋章——M注）。我小时候外祖母给我说过很多故事。其中有一个是，义和团打进了长春，从南门进，我的曾外祖父和一家人从北门逃生。如果他当时没有跑出去，就没有我的妈妈，也没有今天的我了。我想这个义和团的大背景，有意思。义和团在历史上是值得研究的，他们恨中国的朝廷贪官富甲，也恨洋鬼子，他们眼里没有好人，全世界都是混蛋。这其实是慈禧太后的看法。慈禧挑动义和团去杀外国传教士。我就决定把这个作为故事的大背景。于是我写了狮山，一个虚构的中国东北城市。我把所有的人物和事情都放在这个小城市里，它有个衙门，有个妓院，那就是个小中国，那个妓院老板娘刘妈不就是慈禧太后嘛。妓院里什么都有什么都发生，很多的生意，交易，黑社会，阴谋，官商勾结。我的书里有个大官，他是这些人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我认为中国的官不是坏人。你看他在书里，是个很复杂的组合，很复杂的人，你可以看到他优点，你可以说他腐败，混蛋，他可以做任何事，任何坏事，只为了达到他的目的。问题是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坏目的。书里面那个艾顿（Airton）医生是个理想主义者。你看到他做的那些事情没有？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在书的最后：如果说那个大官为了好目的做坏事的话，那么我要这个艾顿医生，一直要为理想而奋斗，做出了最坏的事情：他把受重伤的Manners丢在那里不救，自己带着家人去逃生。这很糟糕、很悲剧。这是面镜子。我们看看其他人，差不多都有两方面，好的和坏的。那个妓女范玉梅，她好得不得了，那个坏人，坏得不得了。在这本书里没有一个完全的好人，除了那个范玉梅。她是不可能存在的。意义就在这里面。我的兴趣不是写中国历史。我创造了故事到里面去转悠。这本书里面Manners比较靠近那个大官, 他们俩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做很多坏事。那个女主角Helen Frances，其实她很笨没有思想，虽然是个理想主义者，实在是很笨的理想主义者。
M：读您的人物，觉得他们很刻骨地展露了中国人人性中那种特质的东西。从他们那里转过来看您，有一种属于您自己的视角。
A：写fiction（虚构），其实没有一个人物根据一个完整的人物原型写。除了阿孙和阿李的名字。小时候我们家里有两个佣人，一个叫阿孙一个叫阿李，我喜欢他们，所以在书里原封不动用了他们的名字。小说里的人是从哪里来的？怎么说呢？我需要这样的人，好像他们是在有一天就突然来到你跟前。大概他们来以前我已经差不多有了一个粗粗的轮廓，写着写着他们就活了。写书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你可能做一个计划，可是写时会发生奇遇，比如说书里有个老人，他和黑社会有点关系，在树林里突然被那个土匪砍了头，原来在我的构思里他到了后面还有事情要做，突然我看到他在我笔下死了。哇！怎么办？其实，到了小说最后回过头看这么死去是对了。这个土匪在当时要显出他的威风，就会这么干的。你说那个大官，他怎么出现的？我1985年来中国，97年开始写小说。那的时候我已经有过一些经历，我做过谈判，和方方面面的官员打过交道，有计委的，有各个部委的，也有各个领域的，这个人的脸，那个人的话，这个人的做法，那个人的一些经历。但是如果你问我是哪个人？哪个人都不是。在书里那个大官作为活人是虚构的。他们说话做事都是我想象的。
M：我在读最开始几页的时候以为您是讲历史，读下去知道您是讲故事。再读下去感受您在注视人性。
A：这正是我比较骄傲的地方。在我的小说里，我自己写的故事和历史故事有冲突，有时候需要“篡改”历史。比如说在第二部小说里，林去挖了乾隆的墓。历史上孙殿英在1928年盗了清东陵。在我的书里，为故事情节的需要，我就让林在1924年去干了这事。我觉得这是基于历史的虚构，不是篡改历史。我需要我的故事像一只手伸进一个刚刚合适的手套里。
好多读者说，看了这部书以后说“我知道了很多中国历史”，其实他们搞错了。他们认为他们感兴趣的是书里的历史，实际上他们被故事不知不觉地牵着走了。我本来可以放进更多历史，但是我要写的是故事，所以，每写完一大块，最重要大量的工作便是把纯粹的历史砍掉，砍掉，再砍掉。因为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书。我不是历史学家。
M：经纪人、出版社和您是什么关系呢？
A：第一本书差不多写完的时候，我去找了经纪人。英国美国出版书得如此做。法国我不知道。你去找一个经纪人，要和他共同做一些工作。后面的出版事情，就是经纪人去打理了。我的第一本书稿出来，英国好几家出版社都想要，结果搞了一个标价竞拍，这很让我振奋。拍到书稿的出版社当然要付最多钱的。当时拿到了60多万英镑预付金，创下了当年出版社的奇迹。看到自己的书这么让人感兴趣，我当然高兴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主要和经纪人有关系, 由经纪人去和出版社打交道。我第一部小说发表后，出版社认为好，他们就要我写第二部，第三部。有一类作家特别可以自我骄傲：他们写的东西是只有他们才写的出来的，与别人截然不同。我不是这一类的。经纪人对我帮助很大。一般来说，写小说，有第三者的专业眼光批评你，很重要。这样你可以把别人的意见放在一起思考。他们意见中的99%你都知道，而且他们的意见99%没有用。但是你会考虑。好比做个蛋糕，你把材料，面粉，水都放进去，批评做得好，你就会做得更好。就等于把一个酵母放进去，让面包发起来。这个工作大概要有2-3个月吧。我有一个很好的经纪人，也是好朋友。她提出批评，然后你想一想，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M：您怎么摆平工作和写作？
A：我写东西需要一个独立的空间。写第二本书的时候我跟公司商量了，请了假，少拿些薪水，关起门来写。每个作家都不一样。每个人做法也不一样。我最欣赏那些作家：他们每天起来，工作3个小时，然后去干别的，他们可以这样天天做，我不行。我必须单独只做写作。我有个房子在意大利，有时候我一个人去意大利，住下3-4个星期，不做别的事，每天写8-15个小时。我用电脑写。我希望的标准是一天1500-2000字，最糟糕的情况的是一天只写出500多字，改来改去不满意。偶尔有时候，能写出6000字。Steven King 说：“必须让死在地底下的人出来工作”。就是说要把你脑子里的东西挖出来。我们的脑子，前面脑门儿这一块要面对editor（出版人）, 后面出来的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像是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我一天写出5000-6000字的时候，它们都是自己涌出来，很奇怪，写5000-6000字的时候，写出来的基本不用改。写到这种状况的时候第二天身体非常累。而且这种状况在我不很多。
说到写作，我认为我犯过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到牛津大学读英国文学系。如果你自己要写小说，但是你又要每个星期都读一个特别好的作家的书，你就会糊涂。所以如果你想写书，不要去牛津读文学。我的第二个错误，我做经济工作，需要每天写报告，写报告就是要把所有东西都要放进你的报告的第一段里面。这样的工作习惯很不利于写小说。由于这两个错误我耽误了30年。
M：也许正因为有了30年，才会有东西从水管子流出来，到了那种状态。
A：要是让它们从水管子里流出来，你还必须健康，心里很安稳，在好的状况里。我是这样的：写书的时候必须桌子干净，房间干净。我和一些人相反，他们可以在很乱的状况下写，或者必须很乱才可以。我做不到。所以为了有一个干净和整齐的状况，我需要跟自己分开，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实际上这是很难的。在写的当中，如果你遇到问题，其实你是不想的，不要平常老去想，最好不要想，让答案自己从脑子里面涌出来。
M：第二部的创作路径也一样？把道德推到最大的极限，这在第一部里是明显的，差不多喘不过气。
A：第二部是用了另外的idea（想法）. 你知道美国的神话学家Joseph Campbell 他写过很多东西。他说全世界的故事其实只是一个故事，不管是孩子的还是大人的。这个故事就是：我们本来都有正常的生活，有一天一个事情发生了，这个事情把你带去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你有一个任务，你不顾一切地去完成这个任务。这好比是公主和青蛙的故事。在我的第二部小说里，主人公凯瑟琳就是这样的经历–怎么去找到和实现她自己的梦？你看第二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在waste land（废墟）, 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世界一片废墟；原来的思想都被毁坏了，欧洲完全被破坏了，人们的心理受到了巨大创伤。当时俄罗斯也是这样，它的帝王制度倒掉了。中国也一样，大清朝灭亡，但是新制度还没有诞生。孙中山那时候势力还很小。袁世凯把革命推翻。但是袁很快死了，中国没有真正的统治者，遍地野狗游荡。我让凯瑟琳在这样的废墟里出现, 她去寻找自己，在一个很复杂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环境里。为什么我的第二部小说不跳到50年代？因为50年代发生的一切已经萌芽在20年代。共产主义将要胜利当时没有人知道。蒋介石看上去有希望，可是他也是在初期。日本在东北已经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就是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已经在20年代有了初步的格局。
我写书时用的方法好比现代警察的侦破方法。现在科学已经达到了这个水平：在死人的头颅骨放上筋肉和皮肤，还原人的面孔。他们不是还原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面孔吗？现代的警察使用这种方法去侦破，我也用类似的方法写我的故事。就是说我写一个人，就需要一个头骨。如果没有头骨这个人就没法存在。如果你认为，每个事情故事都要挂在面孔上，那就需要头骨，这好比idea，没有idea你写什么呢？有个这个idea，然后添上他的性格，他的行为，等于贴上筋肉，等于做出电影剧本。你就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面孔了。
我开始写第二部时，本来可以拣容易的做：从Manners开始，让他先出问题，把故事都引出来。历史上1904-1905年日本人在东北做了很多事情，我可以在这个背景下写Manners。但是我觉得这么写没有大意思。我选择了20年代。这是个怎么样的年代？为什么？我这么选择和我自己的家族有关系。我的母亲1927年出生，我们家有很多故事发生在中国，都可以作为筋肉贴在头骨上。所以小说里艾顿的儿子和他自己的工作其实就是我的外祖父当时在中国的工作，他曾经在开滦煤矿里做医生。我的祖父是做铁路。但是在书里面人物个性都是虚构的，和我的家族的人没有关系。
M：我倒是蛮喜欢Airton的儿子Edmond。他的出场和安娜·卡特琳娜相遇很有魅力惊艳空前。
A：可是你看他一路到后来也挺没用的。安娜·卡特琳娜需要的是那种很有个性的非常强的男人。安娜·卡特琳娜的个性不简单，当然她也做了些蠢事，但是她不是很坏的人，可以说她是受伤的。她是lost（迷失了）. 她那一代人都lost在废墟. 中国当时的一代人都是lost。书里面的俞馥夔也是这样的。
M：这个女人很阴暗，让人倒吸冷气。
A：我不知道用什么道德来评价她。革命不就是这样？革命本来就是什么都干的。革命成功，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最大最强的黑社会赢了那些小黑社会。不是这样吗？革命，就要做地下工作，偷偷地，暗地里，去阴谋，去暗杀，去破坏；所以某种意义上也是罪犯。斯大林在以前本来不就是罪犯吗？
M：您这两部小说的最后结局里，没有最后的毁灭。
A：是。没有最后的毁灭。我让凯瑟琳找到了她自己。这是她的头骨。故事里有不同的人，不同的头骨，像Manners也是。总之，我在最后留住了希望。周恩来的逃走也是这样。
M：这是您要的头骨。您要希望？
A：如果没有希望我们为什么活着？要有希望。要坚持希望。不然，就成了野狗。别忘了有狼在旁边。你能让狼吃掉你吗？
M：您让周恩来活下来了。
A：我让周恩来逃走了。被人放走的。也是一种希望。其实他活下来也是有历史根据的。关于周恩来在那个年代没有被抓，历史学家们有无数的版本。我有最可靠的一个版本，就是：最后放他一马的是黄金荣，有人写过，看到周在黄金荣的车里。我见过一个澳大利亚历史学家，他专门写黑社会，他告诉我的确有书披露过这个事实。你要是细读《孙子兵法》，面对敌手，也是有讲究的。我希望中国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说，小说这么来写，不是完全不可能，这么说我就会觉得不错。如果中国读者说，这是可能发生过的。我就觉得很满意了。
M：您很在意中国读者。
A：当然。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和中国读者有交流。
孟湄，北京人。曾在巴黎、香港工作生活。著名文学翻译，译过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认》等。
